法眼宗的教禅圆融观

信息来源:《法音》发布日期:2015-11-21

  文/赵瑜荣
  
  晚唐五代,禅宗内轻视经教的风气逐渐盛行,“宗门”与“教下”相互批评。这种风气严重影响禅宗的正常发展。为了纠正这种风气,法眼宗三代祖师均大力倡导教禅圆融,向学人们反复强调经教的重要性,指出“宗门”、“教下”均是佛陀度化众生之法,是一致的。法眼宗所倡导的教禅圆融观对今天的佛教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价值。
  
  唐末五代,正是禅宗历史上“一花开五叶”的时期,先后出现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法眼宗是禅宗内最后立宗的一个宗派。其三代祖师法眼文益(885-958)、天台德韶(891-972)、永明延寿(904-975)均是学修并重的一代高僧。
  
  文益,俗姓鲁,余杭(杭州)人,7岁落发,受具足戒于越州(绍兴)开元寺,曾于律宗高僧希觉门下修学,后嗣法于罗汉桂琛禅师,先后住持过临川崇寿院、金陵报恩院、清凉寺三大道场,开法讲经,致使“诸方丛林,咸遵风化”[1]。卒后,南唐王朝谥号“大法眼禅师”,法眼宗之称便是由他的谥号得名。其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宗门十规论》、《大法眼禅师颂》14首,另有明人圆信、郭凝之辑录的《大法眼文益禅师语录》。
  
  德韶,俗姓陈,缙云(浙江缙云)人,17岁出家,曾广泛参学,最后投师于文益门下。他后来在天台山建立道场,被人们视为天台智者大师再来,曾被吴越王钱俶迎住杭州,尊为国师,还曾帮助天台宗从海外找回失佚的典籍。
  
  延寿,俗姓王,余杭人,德韶门下最杰出的弟子,曾住持过灵隐寺、净慈寺,是法眼宗影响最大的祖师,被雍正尊为“震旦第一导师”。他被后世净土宗尊为六祖,民间视其为阿弥陀佛的化身。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以《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心赋注》、《观心玄枢》为代表。
  
  一、五代禅宗所面临的教禅矛盾
  
  教即经教,禅即禅定。教与禅均是佛陀教法。二者属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原本就具备逻辑的统一性与实践的一致性。佛教义理如果缺乏禅修的内证实践,就如数他人之宝;反之,禅修实践倘脱离佛教义理的正见支持,就如盲人摸象,有误入歧途之险。
  
  按照修持方式对教与禅的不同侧重,中国佛教各宗分为“宗门”与“教下”。“宗门”重禅修,专指“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教下”重义理,包括除禅宗以外的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华严、唯识。
  
  晚唐,佛门各宗派由于见解不同,分歧也日益突出,“讲华严者唯尊我佛,读唯识者不许他经,至于教外别传,但任胸臆”[2]。在这种宗派偏见影响下,教者、禅者互相评论是非,或重教非禅,或重禅非教,将禅教生硬地分割开来。这样的偏见与分歧既破坏了禅宗学人对禅的领悟力,也影响了教下学人对经教的理解力,进而给整个佛教都带来巨大的负作用。
  
  禅宗一向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自命为佛陀言教之外的特别传授,反对执着于文字经教、拘泥于形式,倡导破除一切执着,以般若直观,证悟本然自性。晚唐五代的禅宗诸家均秉承惠能顿悟心性、自我解脱的基本思想,为了帮助学人解粘去缚,破除一切执着,契入自性,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如暗示、反诘语、动作,甚至棒喝交加,以此传授禅法,接引弟子,交流参禅心得,较少采用正面说法的方式。一些禅僧们渐渐脱离禅宗原旨,片面强调破除一切执着,轻视甚至否定一切经教,对于诵经、礼佛、持戒、忏悔、禅观等传统佛事修行活动持贬低甚至排斥态度,由此禅宗产生了许多弊病,渐渐影响到禅宗的正常发展。如何融通禅教、调和争讼,已成为佛教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法眼宗的教禅圆融观
  
  其实禅宗早期是很重视禅教结合的,如达摩就教导学人要“籍教悟宗”,他所倡导的“二入四行”就要求将理解义理与禅修实践相结合。在法眼宗之前,圭峰宗密就已试图整合禅教,大力倡导禅教一致。他说:“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3]经是释迦佛的言教,禅是释迦佛的思想,佛的思想与言教必定是一致的,佛语必定能够印可自心,所以佛教经典与禅宗实践也必定是一致的。法眼宗的祖师们秉乘宗密之风,大力倡导教禅圆融,强调经教的重要性。
  
  针对禅宗内忽视经教的风气,文益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苟或未经教论,难破识情。驱正见于邪途,汩异端于大义。误斯后进,枉入轮回”[4]。倘若没有经教理论的指导,不但难以破除世间情识,还有误入邪途、错解佛意、误导后人、枉入轮回的危险。延寿也批评说:“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或称悟而意解情传,设得定而守愚暗证。所以后学讹谬,不禀师承”[5],近代之人不看经论,只以自己的见解为正确,不符合究竟的佛理,这样得到的证悟也仍是意识分别,禅定也只是痴禅而已,所以后代的学人讹谬相传,不能禀承师学。延寿还批评抛弃经教而禅修之人,“毁金口所说之正典,拨圆因助道之修行;斥二乘之菩提,灭人天之善种。但欲作探玄上士,效无碍无修,不知反堕无知,成空见外道”[6]。他认为这些人恃错知解而毁谤佛典,本想成就探寻一切玄奥的佛果,效仿无碍无修的行为,不知反堕入无知,成了空见外道。
  
  针对禅宗前代祖师们为破除学人执着于经教而对后人产生误导的现象,延寿苦口婆心地讲:
  
  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恐虑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意,以负初心。或若因诠得旨,不作心境对治,直了佛心,又有何过?
  
  只如药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经》,手不释卷。时有学人问:“和尚寻常不许学人看经,和尚为什么自看?”师云:“只为遮眼。”问:“学人还看得不?”师云“汝若看,牛皮也须穿。”
  
  且如西天第一祖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首传摩诃迦叶为初祖,次第相传,迄至此土六祖,皆是佛弟子。今引本师之语训示弟子,令因言荐道,见法知宗;不外驰求,亲明佛意。得旨即入祖位,谁论顿渐之门?见性现证圆通,岂标前后之位?若如是者,何有相违?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乃至洪州马祖大师,及南阳忠国师、鹅湖大义禅师、思空山本净禅师等,并博通经论,圆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诚证,终不出自胸臆,妄有指陈。是以,绵历岁华,真风不坠。以圣言为定量,邪伪难移;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故圭峰和尚云:谓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诸祖相承,根本是佛亲付;菩萨造论,始末唯弘佛经。况迦叶乃至鞠多,弘传皆兼三藏。及马鸣、龙树,悉是祖师。造论释经数十万偈,观风化物无定事仪。所以凡称知识,法尔须明佛语,印可自心。若不与了义一乘圆教相应,设证圣果,亦非究竟。[7]
  
  禅门不是不许看教,是担心学人不能够理解佛语,随文生解,错解佛意。倘若因诠得旨,能够凭借经论理解佛陀教旨,这又有何过错?如药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经》,手不释卷。学人问:“你平常不许看经,自己为什么看呢?”他答:“为了遮眼睛。”学人又问“我们也看看行吗?”他回答说:“你们要是看,就是牛皮也要看穿了。”延寿列举诸代祖师均是博通经论,圆悟自心,教导学人,也是以佛经为引证,不妄有指陈,因此才能绵历岁华,真风不坠。所以“以圣言为定量,邪伪难移;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文字经教是判定邪伪的定量,是修行的指南。而且,诸菩萨造论,也是依凭佛经。所以,一定要明白佛语,方能印可自心。
  
  对于文字经教的作用,延寿说:
  
  船筏为渡迷津之者,导师因引失路之人。凡关一切言诠,于圆宗所示,皆为未了。文字性离,即是解脱。迷一切诸法真实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见者,今还将文字对治,示其真实。若悟诸法本源,即不见有文字,及丝毫发现。方知一切诸法,即心自性,则境智融通,色空俱泯。[8]
  
  文字的经教是引导迷津者渡往彼岸的船筏,是指引失路人的导师。延寿肯定了语言文字具有诠释诸法真实之性的功能,指出对于心外求法而生起文字见者,还是要用文字来对治,从根本上改变了禅宗排斥语言文字的看法。
  
  针对轻视经教之弊,法眼宗祖师们反复强调阅读经论的重要性。文益《因僧看经》偈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9]这首禅偈表明了法眼文益对待经教的态度,重视而不执着。今人看古教,免不了心中烦恼,但要想免除烦恼,仍只能认真看古教。
  
  佛陀说法,三乘十二分教,数如恒河沙,名相繁复,学人研读这些卷帙浩繁的佛经,容易陷于语言文字的泥沼中,反被经论所缚,无法真正通晓其义,成为知解宗徒,故佛门有言“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还同魔说”。如何对待经教才不会被经教所误呢?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讲:“凡欲举扬宗乘,援引教法,须是先明佛意,次契祖心,然后可举而行,校量疏密”[10],“明佛意”、“契祖心”就是对待经教的关键之处,经教也罢,禅也罢,都不能脱离此关键之处。法眼宗学人玄则禅师,见僧看经,作颂曰:“看经不识经,徒劳损眼睛。欲得不损眼,分明识取经。”“识”经,就是能够透过语言文字领略经文真正的内涵,是研读佛经的关键之处。研读佛经务必要有这样一双慧眼,领略经文所传达的佛心,否则就是白费精力。
  
  倘若具备这双“识”经的慧眼,就会发现无处不是禅境。德韶说:“只如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来一大藏经,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因甚么得不会去!若一向织络言教,意识解会,饶上座经尘沙劫,亦不能得彻。此唤作颠倒知见,识心话计,并无得力处,此盖为脚跟下不明。若究尽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时现前,不欠丝毫,不剩丝毫。诸佛时常出世,时常说法度人,未曾间歇。乃至猿啼鸟叫,草木丛林,常助上座发机,未有一时不为上座。有如是奇特处,可惜许!”[11]祖师言教、如来一大藏经句句皆传达佛心,参禅者务必用心体会。但若只用意识解会,纵然经尘沙劫也不能够彻悟经教,只是颠倒知见。佛法一切现成,诸佛无时不在说法度人。若能识取,佛法则只在眼前,猿啼鸟鸣、草木丛林皆在助人契入自性,亦是诸佛说法。
  
  金陵报慈文遂禅师是文益著名弟子之一。在成为文益弟子之前,他曾经用心研究《楞严经》,很有心得,对此经之本末纲要了然于心。他执笔详细疏注,玄义文句,随文科判,无不灿然。后文遂礼谒文益,颇为得意地讲到自己的注疏,认为它完全符合经文原旨。文益提问道:“《楞严》岂不是有八还义?”文遂道:“是。”文益又提问:“明还什么?”文遂回答:“明还日轮。”文益接着追问:“日还什么?”文遂懵然无以对。于是文益劝他将所写的注解付之一炬。从此之后,文遂对法眼文益服膺有加,执侍左右,晨昏请益不倦。经过法眼不断的解粘去缚,文遂终于放下文字知解,直探心源。“八还义”见《首楞严经》卷二,是从八个方面推究、还源事理的生起因缘。“八还”即所见之明还日轮,暗还黑月,通还户牖,雍还墙宇,缘还分别,顽虚还空,郁勃还尘,清明还霁。一切有为法,均由因缘而起,一一事物皆可推其生因,唯有能现生一切万法的妙明真心本身是找不到生因的,它法尔如是,属于无为法的范畴。文益问“日还什么?”文遂懵然无以对,显然他尚未真正明了妙明真心。与前面劝人“看古教”相反,这里文益劝文遂烧掉注疏,抛弃知解,显然文益所主张的学习经典是必须与参禅的实修相结合的。
  
  教禅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所以“宗门”“教下”亦是相通的。延寿说:
  
  故知,此一心门,能成至道。若上根直入者,终不立余门;为中下未入者,则权分诸道。是以,祖佛同指,贤圣冥归,虽名异而体同,乃缘分而性合。《般若》唯言无二,《法华》但说一乘,《净名》无非道场,《涅槃》咸归秘藏。天台专勤三观,江西举体全真,马祖即佛是心,荷泽直指知见。
  
  又,教有二种说:一、显了说,二、秘密说。显了说者,如《楞伽》《密严》等经,《起信》《唯识》等论。秘密说者,各据经宗,立其异号。如《维摩经》以不思议为宗,《金刚经》以无住为宗,《华严经》以法界为宗,《涅槃经》以佛性为宗。任立千途,皆是一心之别义。[12]
  
  诸佛经论都是围绕“心”而展开的,所以“教下”各家都是以“心”为核心的,禅宗也是以心为宗,所以“宗门”“教下”二者亦是相通的,一致的。他说:“祖标禅理,传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门,立诠下之大旨”[13],祖佛所传的禅理、教门都是为了引导众生解脱,是一致的,所以“宗门”与“教下”也是圆融的。
  
  法眼宗在圆融禅教、会通“宗门”与“教下”方面作了许多努力。文益吸收华严六相、理事圆融思想;德韶被视为智者后身,不仅重兴智者大师道场数十所,还在中兴天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延寿虽是禅宗血脉,但会通诸宗,归于“一心”。法眼宗的教禅圆融观是法眼宗祖师们为医治禅门种种弊病而开出的良方。直到今天,它对于纠正佛门中“轻教”或“轻禅”的偏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7级宗教学博士)
  
  【注 释】
  
  [1]《景德传灯录》24卷,《大正藏》51册,399页下。
  
  [2]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七,《大正藏》49册,189页上。
  
  [3]唐·宗密撰:《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大正藏》48册,400页中。
  
  [4]五代·文益撰:《宗门十规论》,《卍新纂续藏经》第63册,36页下。
  
  [5]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后所引延寿语均出自此书。733页。
  
  [6]《永明延寿禅师全书》429页。
  
  [7]同上,30页。
  
  [8]同上,35页。
  
  [9]《景德传灯录》29卷,《大正藏》51册,454页中。
  
  [10]五代·文益撰:《宗门十规论》,《卍新纂续藏经》第63册,38页中。
  
  [11]《景德传灯录》29卷,《大正藏》51册,409页下。
  
  [12]《永明延寿禅师全书》58页。
  
  [13]同上,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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